《中国现代版画经典文献》是湖南美术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一部大型画册。继《明朗的天——1937－1949解放区木刻版画集》之后，《寒凝大地——1930－1949国统区木刻版画集》又与观众见面了——至此，一部体现现代艺术出版物新视野、反映新时期艺术出版物新成果的大型画册就完整地成书了。
出版事业是传承、发掘、保存、光大人类精神文化成果的一项事业，在这项事业里，出版者的文化视野、职业素质，精神高度和历史责任心，是一个好的出版家应具备的素质。
笔者在读完本书的第一部《明朗的天——1937－1949解放区木刻版画集》曾写道：“湖南美术出版社在新时期的艺术出版事业中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其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整体的编辑思想上具有文化思考和艺术史的眼力。他们的出版物不是漫无目的，毫无章法的堆砌，而是既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又具有历史的超越性。新时期以来，他们解放思想、锐意创新，推出了一批在全国具有很大影响的出版物，无论是大型丛书，系列画册、画刊，或者是反映学术前沿思想的译著、丛书等等，都反映了他们在文化上的开放性和学术思想上的敏锐性。”
今天，当我们面对这部完整成书的大型画册时，上述的认识就更加清楚。
诞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新兴版画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成果。它不但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成果，还继承了五四爱国主义的传统。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发端的中国新美术运动和同一时期的新文学运动一样，是在中国人民的精神和人身的双重苦难背景下展开的，这个时期的新一代文学艺术家们都自觉地承担了历史的使命，他们透过思想和精神的革命，通过文学和艺术去警醒在苦难中挣扎的中国人民，表现出了中国现代进步文艺家的精神使命和道德激情。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通过自己创造的艺术形象，深刻而又形象地描绘了中国人民的苦难和悲惨命运，使人们认识到社会革命和人身解放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这些已经成为经典的作品以及艺术形象，是中国人民的苦难和遭损害的形象历史。有压迫就有反抗，就有革命。一代版画家在深刻地表现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的同时，也以艺术的方式表现了中国人的觉醒和反抗，它是以中国的社会革命、救亡图存、民族解放为背景而展开的。惨烈、悲壮、宏伟的历史画卷向后人展示了中国人民在自身解放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和斗争精神。纵观这一时期的木刻版画作品，其艺术主题实质上是苦难和反抗、救亡图存和民族解放等主题的交响和变奏。
鲁迅先生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在30年代初曾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和关心新兴木刻版画运动的发展，并在一开始就为新兴木刻版画运动指明方向，奠定了新兴木刻版画的现实主义的基础。鲁迅先生从著文倡导、编画集、办展览、和青年木刻家通信、出版《木刻纪程》、送木刻作品赴法国巴黎参加展览，乃至全力以赴纠正木刻青年们的错误倾向等等，无不倾注了心血，真可谓鞠躬尽瘁。
鲁迅先生为什么对中国的现代木刻版画运动如此热情？——这和鲁迅的一贯战斗精神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态度是一致的。鲁迅先生是对中国现代木刻版画艺术寄予厚望的，他显然是希望通过中国的现代木刻版画来建构具有时代精神的新型艺术。为此鲁迅先生将青年木刻家的艺术创造精神称之为“现代社会的运动魂魄”。
在倡导新兴木刻版画的斗争精神时，鲁迅先生还注意从艺术的形式法则角度来思考新兴木刻版画的形式语言问题。他说：“应该来扶植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于是他特别给木刻青年推介了梅斐乐德、珂勒惠支、法复斯斯基、克拉甫兼珂、麦绥茉勒等人的艺术和作品作为范本。的确，今天我们在欣赏代表着新兴木刻版画艺术成果的《中国现代版画经典文献》时就可以发现，从艺术的精神法则和形式法则两方面分析，中国现代版画在艺术精神和艺术语上受惠于鲁迅先生所推荐的上述大师是非常明确的。
在中国的文化史上有“礼失而求诸野”、“质胜文则野”的思想。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艺术到了19世纪已进入了式微的阶段，在这个时候，新的文化、新的艺术应该用新的感性资源、生命资源和精神资源去激励和充沛处于颓势的文化和艺术。这就是在30年代有论者所倡言的“新野性”主义的问题，这和鲁迅先生所提倡的“刚健质朴的文艺”思想是一致的。它们的内涵即是自然性、生命精神以及强旺、粗犷、质朴、刚健、率真等。显然，新兴的木刻和版画在艺术精神上是具有这些特征的。需要指出的是，新兴木刻版画的这一艺术特征对当代中国的美术也是不无启示意义的。
《中国现代版画经典文献》在编辑思想上还有一点是需要特别提出的，这就是编辑者在学术上的眼光。他们不但重视作品的收集、发现和整理，同时注重对这些作品在学术上的研究和阐示。画册中刊发的著名美术史论家李树声和青年史论家邹跃进（和李小山合著）的文章，分别立足于各自的学术立场和方法对中国现代木刻版画进行认真的研究和阐示。虽然两篇学术论著的角度和方法有别，但正是这种不同的方法和视角，使得中国现代版画的经典作品有了更加丰富而又深刻的学术意义和现代内涵，同时也使其能够超越具体的时空，而同时进入艺术史和文化史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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